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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向被认为也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讲道德的国家，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国人的世风日下，道德日益下滑，人心不古。近一段时间来，各种传播媒介，针对各种个案讨论道德，讲道德标准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底线”。以下是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一、全民拜金：目前中国的情况是经济催生道德的堕落。现在国民经济是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处都是拜金主义。
二、道德沦丧：中国社会现在是道德沦丧。有人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不是台湾，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公民道德的沦丧！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荡然无存，造成现在的种种社会生活的混乱无序。
三、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时期：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没有发生过像现在这么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的时期。现在是道德最糟糕的时期，而且中国人的道德还要进一步恶化。
四、应回归道德传统：现在中国的道德肯定应该回归中国的传统，不提升道德观念不行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古到今，道德在中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牺牲自己以利他人，牺牲个人以利整体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宣传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响亮。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下的中国正在讨论的却是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根本谈不上去建设更高的毫不利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国人的道德是怎么败坏的？从表面上看，是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开始的。如果道德沦丧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特征，我们宁愿不选择市场经济。但事实上是，为什么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出现道德沦丧的情况呢，显然，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人“缺德”的根源这种论点是站不脚的。
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但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社会的道德伦理机制，这才是中国人变得“缺德”的真正根源。可以说，千百年来，中国从没有进入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国的道德传统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础上的，现在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我们的道德伦理教育要么停留在以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阶段，要么祭出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法宝，但这些道德教育都解释不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各种现实，与社会现实相脱节和矛盾的道德教育显然不能再作为支撑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基础。
1776年3月9日，苏格兰法夫郡柯卡尔迪镇的一位中年绅士在完成了他书稿的最后一句话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竟然手舞足蹈起来。这本耗费了十年心血撰写的书稿终于完成了，他怎能不异常兴奋呢？不过，他一定不会想到这本书的出版竟然轰动了整个世界，甚至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书中的理论也依然受到世人的关注和研究。他，就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这本书，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富论》。这本书所阐述的就是在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理论。其中“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
据说，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天皇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派人向英国取经，发现了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并将这两本书带回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明治天皇借鉴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并结合日本国情治理国家，日本逐渐强大了；而中国呢，辛亥**前，辛亥**前，严复先生于1901年翻译了《国富论》，却把《道德情操论》留在了英国。“五四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种理论学派和著作大量涌入中国，但奇怪的是，其中竟没有市场经济社会的伦理学基础著作《道德情操论》。其实，斯密本人把《道德情操论》看得远比《国富论》重得多，而且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心血都倾注在《道德情操论》的修订与完善上。从1759年首版到1790年去世，斯密对《道德情操论》先后进行过6次修改，而《国富论》恰恰是在修改《道德情操论》的过程中完成的。据考证，中国最早引进的《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是蒋自强先生的简体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被整整耽误了100多年，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之不幸。。
为什么说《道德情操论》建立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呢？因为亚当·斯密在这部伦理学巨著中揭示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说明了商业产生自由和文明的基本原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倘若对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了解，则不可能理解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和西方近代文明的进程。
在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英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西方传统的道德学家们仍坚信“贫则德高、富则腐化”，赞美古代社会为有德的社会，近代商业社会则是“奢侈、堕落”的社会。当时的学术界及社会舆论，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道德是否会堕落。当时大多数的“有识之士”皆认为：商业化的发展必将使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衰败，终将招致人类文明的衰退。
亚当·斯密对当时的英国社会现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与传统道德学家们完全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首先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主体皆基于“利己心”而行动，它还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心理驱动力。然后指出：“美德就存在于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之中，而节俭、勤勉、诚实等美德一般是从利己的动机中养成。”
亚当·斯密将其伦理学研究建筑在激发利己心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仁慈、利他主义等都是不稳定的、偶发的、非持久性地心理驱动力。面向普通的人们，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树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谓的先进事迹教育大众的方式无济于事，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中不过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无需道德说教，市场化过程本身就是培育并实现良好道德、伦理的场所。它不仅拥有自动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力量，还具有自动调节人性，使之趋向公益的道德力量。
亚当·斯密还提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随着商业的发达，市场社会的国民在经济上自立为生的过程中自然会具备道德涵养，勤勉、谨慎等美德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相反,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家丁、佣人因其人格不独立，必然会道德败坏。
1、“彭宇案”错误引导公众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判决结果令人错愕。近年来老人跌倒乏人扶的现象频繁地发生，虽不敢说均是这个案件负面影响的结果，但可以肯定这个案例加剧了这种现象的蔓延，这应该是客观的。发生在广东的见死不救现象，就很难说不是这种现象蔓延的恶果。法律应该促进人类社会向善，而不是以“莫须有”的结论，使公众迷失行为的方向。因为人是经济动物，在“吃一堑，长一智”这种心有余悸的心理影响下，会作出利己的选择，虽然这种选择可能会违背道德。如何从法律的层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是个非常紧迫和现实的问题。
2、中国缺少“见死不救罪” 有学者提出，人皆有趋利避害之心，有人不去救人可能会受到内心谴责，但看到别人也没去，内心谴责就会小很多，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旁观者效应”。而通过对见死不救立法，可以更好地规范人的行为，对需要帮助者进行施救。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32名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两项新罪名。2009年，湖北荆州3名大学生为救两名落水少年溺亡，网上盛传渔夫“见死不救”，再次引发社会对见死不救立法的讨论。根据国外的经验，加拿大及新加坡都有相关法律保护见义勇为者。德国及意大利的刑法都对见死不救给予判刑。而目前我国对见义勇为及见死不救没有立法。
3、“制度决定论”让人变自私学者秋风认为，过去二十年来的制度决定者，总以制度之不合理论证冷漠、自私的正当性。本来，很多人因为制度的抑制而选择了冷漠、自私，就像看到小悦悦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那十八个人。但是，他们同样有怵惕恻隐之心，他们也可能会愧疚。到了对这样的知识体系、对制度决定论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制度的管理对象。人之为人的根本在人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像人那样对待他人，是每个人的伦理责任，不管制度如何都不能解除这样的责任。每个人应当自我要求，也可对他人提出道德要求。社会就是通过人们之间的这种互相要求而形成的，而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有尊严的生活才是有可能的。
4、“罪感和耻感”遭受重创关于道德，社会学上有一种三元道德文化说：“罪过、羞耻、畏惧”，共同构成了一个人的道德约束，进行影响一个人的行为选择。罪感，可以来自宗教，比如上帝，也可以来自法律；羞耻，主要是周围人群所形成的舆论压力，进而影响一个人的内心；畏惧，既可以是对上帝力量的惧怕，也可以是对法律强制力的惧怕，还可以是对各种各样鬼神的惧怕。然而，现如今，彭宇案一再发酵产生什么后果呢？
法律不仅不会鼓励做道德之事，反而会把你陷于既不道德也不经济的境地，罪感和畏惧感朝着有悖于善的方向被激励；郭美美事件，更是极大败坏着公众的行善之心，甚至触发人们内心仇恨和报复的念头；贪腐数亿的高官、情妇无数的局长，他们促成的亚文化是，一个人说和做是完全可以分裂的，这个社会是分台上和台下的，台上的礼义廉耻只是台下贪婪无边的幌子，此类事情越多，底层被欺骗的感觉越重，于是乎，上下互动，比着败坏和邪恶。
5、“官德堕落”引发道德滑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负面效应，越发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反映出来，而相应的改革措施却没有及时跟进。这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严重的腐败现象，已经在恶化社会风气方面起到了破坏作用。我们必须承认，官员所应体现的道德水准，应该成为社会和公众的表率，起到风向标和标杆的作用，引领社会道德的提升。但是，现实已经不是正效应而是负面影响。大量的腐败现象，不仅在感情上恶化了党群干群关系，更损坏了官员的公信和社会的诚信，使社会道德面临空前的危机。这是导致社会道德滑坡的总根源。
6、行善者得不到足够激励媒体人石述思认为，当悦悦的父母哭着来到陈贤妹身前，“扑通”一声跪倒磕头的时候，完成了对老人有生以来最大存在价值的肯定。也完成了牢牢统治着这个时代的由权力、地位、物质构建的价值的否定。鉴于正常的人性如此稀缺和宝贵，建议佛山为这个老人立碑——替18个人以及其代表的庞大冷漠阵营。而不仅仅习惯性地予以物质奖励——当然银子也多多益善，因缺德太多无法制裁，善良罕见则必须受到激励，只是别流于浅薄——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不是金钱能衡量的。
7、媒体夸大渲染道德危机羊城晚报：顾城有一首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并不否认今天的道德现状不能让人满意，在我们身边，还时不时甚至经常存在“道德的黑夜”，但如果抱持平和的心态，应该能看到身边存在的“道德光明”。每个人不妨扪心自问，难道在身边、每天碰到的，真是坏人多于好人吗？事实应该与此相反。绝大多数人对于社会道德的判断来自媒体，媒体对于坏消息的追逐一定程度上绑架了公众的道德判断。很多人都感慨“彭宇案”的恶劣影响，很多人都忽视了，自“彭宇案”发生以来社会上发生了多少好人好事？难道这么多好人好事的积极影响，都冲淡不了“彭宇案”的消极影响吗？我们为什么不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而偏偏把自己固封在黑夜中，似乎身边真的漆黑一片。
8、泛道德化，忽视家长的责任学者韩浩月认为，大而化之的道德批判，很容易让人忽略具体责任人的过错，而把单一事故的责任推卸到业已形成的社会弊病中来。按压社会肌体的脓疮的确会带来痛感与反思，但类似事件我们经历了多少年、多少次，只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加剧，何时看到过善良人性的复苏与改观？具体到小悦悦身上来，追究肇事司机和其安全监管人的责任，用法律追责比用道德追责更有实际的警示价值。没有行为能力的两岁女童，是如何脱离其安全监管人视线走到街巷中来的？司机在碾过女童之后为何会丧心病狂地逃逸？这两个导致悲剧发生的最重要的疑问，在一片哗然的声音中反而被淹没了。路人没施救虽然要谴责，但首先要谴责和问责的，却是应对女童尽安全照管义务的家长以及肇事司机。
9、公民精神和力量发育不足 “小悦悦”事件缘何发生，事件背后深藏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和公众心理？18日诸多媒体参与解读该事件，将其推向更高的舆论热度。和媒体新闻报道相对比，评论显然更有力度，更能切中要害。其中人民日报的《女童遭碾，我们都可能是“路人”》，南方都市报的《小悦悦事件，你我都不是无辜者》，从看似两个不同的立论角度解读了该事件，却殊途同归。公民承担社会责任，既是天然的义务，同时也是个人满足其功利主义心态的必然要求。榜样不能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仅有的道德资源，只有社会成员彼此互动，互利，只有对不幸者施以关怀，自己的遭遇才可能引起围观，社会成员之间才能建立互信，美德才能持续。
10、“社群建设”不足导致人心冷漠有媒体搬出2008年5月30日发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78岁的老汉托里斯被撞路人见死不救案，据介绍，老托里斯出事的这个街区大部分人都是流浪者或者吸毒者。假如该事件发生在隔壁的街区，那么大家反应会很快，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商业场所，人们的社群归属感也更加强烈。案件发生后，当地成立了两个全新的组织——“哈特福德犯罪阻止者”和“哈特福德关爱者”。“哈特福德关爱者”是一个公益性质的组织，旨在增进当地居民之间的联系、沟通，加强责任感。媒体提出，针对佛山的案件，我们也应该考虑如何破除冷漠，加强社群建设，加强每个公民的责任感，政府、媒体、社会名流，公民个体一起努力。
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就像滑了坡的泥石流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崩溃着，下滑着。强权、痰污、腐败、欺诈盛行，假烟、假酒、劣质产品、劣质食物、充斥着社会的角落，念大学会被大学宰割，去医院会被医生宰割，买房子会被开发商宰割，中国这个社会之中，充斥着太多的霸权、欺诈、谎言、贪婪，以至于你不可能独善其身，甚至到了你不学着做，就难以生存的地步。人欺人、人骗人、人害人，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有许多四五十岁的人怀念毛时代的中国社会，说尽管那个时候物质生活贫乏，但是还没有感到如此地无望。的确，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完全放弃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还是比较信赖自动过滤，比较注重理想、道德。单纯的老百姓的心中还尚存一丝高尚的理想与情操。可是现在，人们心中还有高尚的理想吗？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国人已经普遍丧失了高尚的理想与情操，中国人唯一追求的东西就是“金钱”。他们虽然关心政治——但是他们知道，关心也没有用。百姓们不得不默许了自己被欺骗的现实，转而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如何追求“金钱”上。这是唯一对自己有实际意义的事，并且他们不介意采用欺诈的手段，因为欺诈在中国社会中太普遍了。中国正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欺诈社会。
每一位心中仍怀有高尚理想与信仰的中国人，都会深深思考：中国今天社会道德的沦丧、崩溃，根源在哪里？一言以蔽之：
人性的沦丧，制度的不公，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崩溃的主要原因。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自古以来，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人讲究修身养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所有美德的根基所在。“俭以养德”，古训昭然。俭，还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它使人尊重劳动、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大自然的造化，把个人花费限制在不奢侈的范围内，把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控制在可持续发展的限度内，使社会得以永续演进。穷当克俭，是美德；富而思俭，是更高层次的美德。但是看看现在代表中国未来的青少年，个个娇生惯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单说中国学生的浪费铺张，就足以震惊全世界！在中国的校园里，从城市到农村，每天成桶成桶的食物被当成垃圾倒掉司空见惯！如今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浪费食物已经习以为常。很难想象一个连口中食物都会轻易浪费的人，他会有什么道德可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是如今中国3岁孩子都会背诵的古诗，但是，可笑的是，中国人只是像说顺口溜一样对待这样一首诗，不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他们的做法完全相反！“成由俭，败由奢”，我们不强求大家节衣缩食，而是反对无度挥霍，铺张浪费。暴殄天物，不但终会得到大自然的惩罚，而且也必将成为中国人人性沦丧的第一起源！
中国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了逐年的贫富差距拉大。“不患寡而患不均”，古今一理。均是利益，机会，制度的均。没有均，稳定是空中楼阁。当今中国不公正的制度主要表现在产权、财政资源、社会保障、金融服务、税收政策、教育医疗资源、就业、工资制度、土地制度、干部制度、法制、科技推广制度、市场主体制度、户籍制度、代表权等制度的不公正。普遍表现在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当官的与老百姓在获得社会有限资源时所面临的巨大差异。一切，都是制度的不公平造成的！有了巨大的差异，人性的阴暗面必然暴露。当弱势群体没有了幸福生活甚至是基本生活的保障的时候，他们必然有改变的本能要求。当优势群体看到违法犯罪都不能被惩治的时候，他们必然有变本加厉的贪欲。于是，掺杂使假，掺假使黑，坑蒙拐骗，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痰污腐化，勾心斗角，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唯利是图、形形色色的伤天害理的勾当浮现社会，屡见不鲜。从此恶性循环，日积月累，以至今日社会道德沦丧至此！
不公平不公正当然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存在，但在现代社会，横向比较国际社会，中国的社会不公，尤为突出！世人皆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唯GDP增长是硬道理的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精神道德的建设，尤为失败，世人皆知！
人性沦丧，必然导致价值观的沦丧。30年以来，中国自动过滤一直张扬的理论大旗，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不仅自己奉行这种“有奶就是娘”思想宗旨，还把这个宗旨强加给整个社会，把这个本来是老百姓的骂人话变成了唯一宗旨。按照这个宗旨，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只要能成名发财就是能人，就是让整个社会羡慕的有本事的人。人类数千年文明所形成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标准完全颠倒了：一个女学生走上社会，如果当工人这只猫，一个月也就几百元钱；如果当小姐这只猫，一晚上就能挣几百元钱；所以当小姐自然就成了好猫。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由此形成。
价值观的沦丧直接导致社会行为失去道德准则，中国自动过滤便把法律作为了行为的准则，他们天天在灌输“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都可以做的”，从而使社会彻底抛弃了道德准则。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法律都只是法官评定有罪和无罪的准则，从来就不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的行为准则只能是道德准则。由于中国自动过滤的唯一道德准则就是“怎么合适怎么干”，此外没有任何其他道德准则，所以就只能以法律作为行为准则。这样一来，只要能躲过法律不进监狱，便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道德体系也就没有了任何存在的社会余地。
所以，综上所述，中国自动过滤对人的道德的不教育，不建设，不作为，已到了置若罔闻、麻木不仁，甚至是姑息养奸、纵容丑恶的地步！这，就是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崩溃的根本原因！
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邪、恶、毒、黑、畸、愚社会。其社会精神（社会氛围）呈现出十二大特征：
一是利欲疯心。整个社会着魔一般，逐利而疯，争利而狂。私心至上，理性尽失；但逞**，罔顾后果。14亿生命，本应自由舒畅的生存生活，却活生生被沦陷于“私利”“物欲”沼泽泥潭，拼命挣扎。
二是无恶不作。官府作恶，愚民作恶。尤其是强势群体，邪念攻心，天良丧尽，精神世界已经毒透了。没有什么底线不底线的了，害人的手段，只要能想得出的，就没有不敢做的。谁能想象一个剥夺孤寡老人们生存福利保障和给孩子们生产毒奶粉的社会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三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使“中国特色”社会充满了“吃象”：官员们以开除、解聘，剥夺民众劳动权力生存权力等手段吃人；奸商们“以优胜劣汰”、“自由竞争”、“丛林法则”等手段吃人；文痞们以人妖颠倒、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等手段吃人；流氓们以坑蒙拐骗偷、假冒伪劣丑等手段吃人；黑社会势力则以欺行霸市、强占硬夺等暴力手段吃人；走投无路的弱者也唯有以命同强势者相博。当今各种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吃人与反吃人”案件已蔚为中国社会之大观。
四是冷酷无情。很多人没有直接杀人，但也在间接杀人。一个人因为绝望要跳楼了，千百人在楼下围观、欣赏、起哄。不但不能和陌生人说话，连熟人也不敢多说话；不但不敢随便帮助别人，连别人帮助自己也要警惕是否有诈。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没有信任，没有沟通，没有关怀和温暖；连陌路人的关系也不是，只剩下狼与狼的关系。充满陷阱的社会生存环境，使人们不得不终日提高警惕，保卫自己。
五是官府卖国。一方面是对国人如此无情，另一方面却是对洋人如此多情。真不愧是婊子社会。且不说高干子女和小资奔西方，单说中国官府把国家卖光--企业卖光、资源卖光、国土也偷偷出卖--其实不是卖，是送。中国官员对内是拒不付钱的嫖客，对外却是不敢要钱的婊子。
六是善恶颠倒。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不坏不能做官，廉正者被彻底清除出场。无耻已经成为出人头地、赚取名利的常规手段。爱国有罪，害民有功。正直老实之人备受嘲笑，奸佞之徒贵为学者专家。
七是假冒伪劣。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里，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假冒伪劣货色几乎弥漫社会的各个角落，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人们已经分辨不清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很难把这个眼花缭乱的“中国特色”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八是坑蒙拐骗。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里，游戏规则里已经驱逐了人间道义，发展了尔虞我诈。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诚信和友谊，相互之间似乎只有利益和利用的价值才能存在于维系。
九是萎琐畏缩。当前中国的社会精神是分裂型的，虽充满了杀气，却又鼠头鼠尾。鼠辈甚多，他们东张西望、畏畏缩缩、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没有一点阳刚之气。要不，你怎么理解14亿人口都对贪官恶棍恨之入骨，却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反抗，任由其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呢？明哲保身之徒、中庸之徒、乡愿们太多了。
十是麻木不仁。清醒过来的人似乎不多，愿意行动起来改造社会的人就更少。人们还是习惯了苟且偷生，得过且过。打个比方，当前中国社会就像一双闪着邪光却又散乱无神的眼睛--没有精气神，没有生命力。
十一是自欺欺人。若要问当前最大的阿Q是谁，那当然是中国政客精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面对着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社会，官员精英们竟然还说这是盛世。自欺欺人的境界如此之高，我辈夫复何言。至于一般机关事业单位整日忙于造假报假、欺上瞒下、骗人骗己已经成为日常工作，更不必多言。这真是一个骗子的社会，不但骗人，连自己也骗，骗得自己信以为真，永不打算承认真实。
十二是色厉内荏。最后这一点特征可以作为前面九点特征的总结。所有人表面上看起来都很猖狂，其实内在无比脆弱。大官大款大腕们够风光了，但是他们有安全感吗？小资们可以肆意玩玩情调，但是朝不保夕；小民们为生存可以自由奔走四方，但是慌不择路。每年约30万的自杀率，足以说明这个社会的本质。官府就更加外强中干了，他们当中流氓恶棍多，好男人几乎没有。外国人轻轻一怒目，中国政客精英马上就阳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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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10 06:4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