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不顺的职场提升有哪些？

广钢呈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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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聿文称，改革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使命，人们期待三中全会，是在期待最高领导推动改革，打开目前徘徊不前的改革局面。
　　邓聿文同时称，所谓三中全会情结，实际是由人们对三中全会的想象形成的，与三中全会本身的真实状况相去甚远。他同时还表示，无论全会做出的改革决策和部署合乎或超过人们的预期，还是低于预期，今后社会都很难会有这么强的改革预期。
　　邓聿文认为，此次三中全或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无论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对中国都将可能是永远的改变。
　　以下是文章全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对于是次三中全会，中国社会甚至国际社会都寄予相当高的期待。尤其在全会召开前夕，舆论掀起了一股宣传高潮，领导人的讲话，媒体的讨论，专家学者对改革方案的预测和设计，汇集成了三中全会的大合唱，这场大合唱的主角，无疑是藏在背后的“改革”。
　　三中全会，或者更具体地说，中共最高领导和李克强会出台何种改革举措，随后将会揭晓答案。笔者在此不想猜谜。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人们这样热衷于谈论和期待三中全会？好像三中全会一开，乌云也变晴天。
　　答案似乎不言自明，人们期待三中全会，是在期待最高领导推动改革，以打开目前徘徊不前的改革局面。自中共在30多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启中国改革大幕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与体制改革相关，梳理一下七次三中全会的主题和通过的决议，“改革”二字赫然在目。十一届三中全不用说，它的意义已经写在中国历史上，1982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8年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是经济体制某个方面的改革决定。本次三中全会根据此前政治局会议的精神，是要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使得改革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使命。
　　而三中全会之所以被赋予这样的使命，又跟中共的全会惯例有关。自中共十二大后，党代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已形成制度，而在党代会后，五年里大概召开六、七次中央全会。一中全会一般在党代会闭幕后的翌日召开，主要讨论并选举中央最高领导层，二中全会则在党代会召开的次年春天、全国两会召开之前举行，主要讨论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和全国政协领导人人选建议名单。三中全会则在当年秋天或冬天召开，主要讨论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三中全会出台的决议，往往被视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的主政纲领，对此后五年国家经济形势产生很大影响。
　　这似乎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对三中全会有这样的期待。但即使中共全会已经形成了在三中会议上讨论改革话题的制度惯例，之前的三中全会，好像没有哪次像今次一样，人们对全会的召开感到格外迫切，连国外都高度关注。究其原因，只能说，与今年以来的形势有莫大联系。从习李上台后的一年表现来看，中国社会经历了希望到失望再希望的过程。鉴于胡温十年在改革上无大的作为、社会矛盾迸发的现况，人们期待习李上台后能够大刀阔斧地革除陈弊，把十年浪费的光阴追回来。更因为习李是最有条件重新启动改革的，他们没有历史包袱，又处于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中，中国的角色和地位比过去大大提高。而他们上台之初，也确实在改革上有若干言语和行动，激发了社会的想象和期待，如“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善用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等，似乎前途一片光明。这是习李和社会的“蜜月期”。然而，就在人们信心百倍地以为习李将会大干一场时，突然间乌云密布，倒宪潮起，随后一系列诡异的事件出现，把人们高涨的改革热情打到谷底，对习李从希望到失望，社会的一种幻灭感也就油然而生。
　　尽管如此，习李毕竟没有说不改革，九、十月他们在外访和国内视察中又释放了一系列改革信号，随着全会的临近，官媒加足马力，鼓吹改革，终于又把人们的好奇心吊起来了，想看看这个“规模和力度都空前”的改革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经历了前期的幻灭，此时的“好奇心”多了一份理智和清醒，对“383”改革方案的热炒和疑虑就是一例。
　　此种对最高领导人推动改革的希望—失望—再希望的过程，它反映了全社会存在一种对中国改革止步不前的深深忧虑，怕大好时光再被空耗。这种对改革的期盼与呼喊，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民心和民气，也是中国人三中全会情结的社会心理根源。
　　气可鼓，不可泄。民心思改革虽可贵，但从另一方面说，所谓三中全会情结却也蕴含着一种明君贤臣的心理积淀在内。为什么社会就一定认定最高领导会在三中全会发起改革？难道党代会、其他全会就不讨论改革了？这其实是对领导人有一种明君贤臣的心理期待，认为既然已经形成一种制度惯例，领导人在这一刻会从善而流，顺从社会的期望，领导大家一起“改革”。人们就没有想到，自己先行改革可不可以。这就是当下的改革与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区别所在，那时人民自己起来改革，包括中共的基层干部甚至地方政府，都勇于探索改革，所以形成了很多改革的地方经验。但现在，社会包括地方官员，都被动等着上面尤其是最高领导发出改革号召，做出改革决议，才按照规划好的“改革”去部署，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权都没有了。形成这种改革现象，原因很多，这里不谈，它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对改革的混淆，即把在全会上做出一个改革决议与真正推进改革看作一回事，以为做出某个方面的改革决议就是改革了。这样来理解改革显然是有问题的。
　　改革做出决议虽然不容易，但如果并不认真去执行决议，落实决议的部署，这样的改革还不是社会需要的真改革。这样来看，在过去七次三中全会中，真正推动社会进步，与体制方面有切实变革的，是十一届、十二届、十四届的三中全会，这三次全会做出的改革决议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其他全会做出的改革决议，基本上是决而不行，所起作用不是很大，或者基本没有。换言之，从改革的效果来看，对历届三中全会的作用和意义要具体分析，不能夸大，一些三中全会也就做个决议而已，对改革并无实质推动，否则，社会也就不会如此一如既往地强烈呼吁改革了。其实，从后几次三中全会的主题和内容与前几次相同来看，说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这样看来，所谓三中全会情结，实际是由人们对三中全会的想象形成的，与三中全会本身的真实状况相去甚远。但由此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可能，即本次对三中全会期待之切，可能是社会最后一次不自觉流露的三中全会情结；无论全会做出的改革决策和部署合乎或超过人们的预期，还是低于预期，今后社会都很难会有这么强的改革预期。好比一个人，用尽了平生的力量去期盼，无论结果好坏，难有力量再去期盼。如果习李在这次三中全会上厉行改革，百姓以后无须对地方政府“赶鸭子上架”，改革会自然推进；如果他们不想全面深入改革，或者只做些表面的改革文章，社会也就对改革彻底死心，不会再傻乎乎等待另一位“明君”来推进改革，社会等待的可能是革命。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此次三中全或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无论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对中国都将可能是永远的改变。